《千里江山》首演记,90后孙一凡如何接过指挥棒

《千里江山》首演海报。

在华沙肖邦机场转机回国时,孙一凡接到了指挥《千里江山》首演的消息,第一反应是兴奋。

这部新作原定由余隆指挥首演,因疫情无法来沪,他将指挥棒交到了90后孙一凡手里。这时,距离首演只有15天。


7月30日晚,这部集中国绘画、中国诗词、中国乐器于一体的交响音诗,将由孙一凡执棒上海交响乐团,在上海夏季音乐节世界首演。届时,在上海交响乐团的视频号、官方微博,以及澎湃新闻等平台将进行在线直播。

孙一凡和上交排练《千里江山》。本文图片由受访者提供

临危受命,重任压身,28岁的孙一凡有压力,但无惧挑战,“压力就像兴奋剂,能激起肾上腺素的分泌。”

由北宋王希孟所绘的《千里江山图》,被视为宋代青绿山水画的巅峰之作。画作描绘了祖国的锦绣河山,峰峦起伏绵延,江河烟波浩淼,气象万千。

2021年,在中国音协交响乐团联盟主席余隆的倡导下,全国各地23支交响乐团联合向作曲家赵麟提出委约创作。

画家将景物分为六个部分,与此对应,作曲家写了六个乐章,试图用不同的音乐侧面回答这样一个深刻的哲学问题:中国是什么,中国人是什么。

“长约一小时,音乐结构是总分总。”孙一凡介绍,第一乐章“云飞起,楚天千里”给人全景式的宏观印象,“水云溶漾”“月壑松风”“千叠浩荡”“峥嵘曙空”四个乐章分别描写了不同时空场景、不同人物心境,第六乐章“万山入海”又回到了全景式的视角,对主题进行升华和二次超越。

与此同时,作曲家从中国古典文学大量取材,每个乐章的标题和副标题,均源自唐诗宋词中的千古名句,第六乐章还以孟浩然的《彭蠡湖中望庐山》为唱词。

《千里江山》总谱。

在酒店隔离时,孙一凡开始研习的《千里江山》总谱。为了让他深入了解创作蓝本《千里江山图》,余隆特地寄过来一本书,书中既有画家的奇人奇事,也有画作诞生的历史和背景,对他走进音乐帮助不小。

“余老师把我引进门,后面就靠自己的悟性了。”对孙一凡来说,指挥这样一部大作品的最大挑战在于,作为首演者的他,没有任何可以参考和借鉴的资料,一切都是他的第一手创作。

除了用气势磅礴的管弦乐演绎祖国河山壮阔,作曲家还在不同乐章叠入笙、琵琶、二胡、钢琴、竹笛等独奏乐器,以及民族女高音独唱,来展示人在面对自然时的内心感受,具有“点睛”之效。

“每一件独奏乐器都选得绝妙,比如第二乐章的笙。”第二章“水云溶漾”表现了人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,作曲家先写水、写云,再写人的内心感受,在他的想象里,还有两个老头在喝酒。

“关键词是‘溶’。为了表现水和云的自然过渡、没有间隙,作曲家用了笙,而它的演奏法非常靠近弦乐。”和上海交响排练时,孙一凡强调,笙的演奏结束后,弦乐的音色、音量要无缝衔接,才能体现出作曲家在配器上追求的效果。

孙一凡渐渐被音乐带入中国的山水中。第六乐章“万山入海”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一章,光看乐谱就起了鸡皮疙瘩。作曲家采用了竹笛独奏、女高音独唱,“二者的衔接非常妙,女高音进来之前,竹笛会先吹出女高音的旋律,仿佛从远处飘来,未成曲调先有情。”

在第五乐章“峥嵘曙空”,学钢琴出身的孙一凡,还担起了钢琴独奏的重任。

2022年1月,孙一凡和上海交响乐团合作。

钢琴家、指挥家巴伦博伊姆经常自弹自挥,但对孙一凡来说,边弹钢琴边指乐队,尚属首次,挑战空前。为此,他没少做功课,也总结了一些小技巧。

从头弹到尾,他的手上没有富余的指挥空间,不得不开发身体的其他部位,比如眼睛、头、肩膀,来给乐队指挥信号。左脚踩着翻谱器,眼睛盯着电子乐谱,双手在琴键上翻飞,耳朵还要听乐队……此时此刻的孙一凡,忙得不亦乐乎。

说起现当代音乐,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艰深晦涩,但在孙一凡看来,《千里江山》兼顾了可听性和学术性,“非常好听,作曲技法也非常有讲究。”有意思的是,赵麟的父亲、著名作曲家赵季平,也是写旋律的大师。

母亲是研究中国文化的大学教授,受家庭影响,孙一凡从小迷恋中国文化,最喜欢的国画家是黄宾虹。指挥《千里江山》之后,他对中国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,也有了更深的热爱。

余隆同样希望,每一位听到这部作品的听众,都能感受到作曲家心中的中国之美,唤醒心灵深处的爱国热情。

【对话】


“排除紧张的好办法是专注音乐”


澎湃新闻:第一次登台夏季音乐节,你就要指挥一部重磅作品的世界首演,什么心情?


孙一凡:很幸运,很珍惜,很感激。

中学时代我就是夏季音乐节的铁粉,年年不落,追了至少七八年。今年比较特殊,我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台上的指挥,自豪的同时,有一种使命感。

夏季音乐节和传统的音乐季很不一样。如果说乐季音乐会是红酒加牛排,夏季音乐节更像是烧烤加啤酒,非常放松,补缺了严肃音乐会没有的那部分。这么能够激发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音乐节,只能在上海这么包容和多元的城市落地和发展。

孙一凡指挥武汉爱乐乐团。

澎湃新闻:从指挥开幕的张橹(80后)到指挥闭幕的你(90后),再到金郁矿(00后),今年的夏季音乐节完全由青年指挥挑大梁,你怎么看这个现象?


孙一凡:接纳年轻人是夏季音乐节最可贵的地方。张橹是我的师哥、金郁矿是我的师弟,我能够参与到这种传承和接力里,非常荣幸。年轻人是一种符号,更重要的是音乐节传达出来的信息和精神——未来永远属于年轻人,年轻人并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青涩、那么稚嫩,只要给机会,他们就能茁壮地生根发芽。

再过几十年,我不再是年轻人,假如我有绵薄之力,我一定会把我现在得到的这些幸运和机会,传递给那时候的年轻人。


澎湃新闻:这次和上交合作,很多乐手是你的老师,曾在上音给你上过课,会用看小孩的眼光看你吗?


孙一凡:上交非常职业化,对于指挥是非常配合的,不会因为你看着年轻,就会有另外一副面孔。我们之前有过三次合作,彼此都很了解,上轨道的进程会比过去要顺利。


澎湃新闻:可能年轻指挥都会遇到这个问题,面对知名乐团、面对经验丰富的乐手,会不会紧张?


孙一凡:当然会,特别是每当想到这个台上还站过哪些指挥,腿就会发软。排除紧张的最好办法就是专注于音乐本身,忘记自己的年龄,忘记面前是什么乐队,不管它是柏林爱乐还是一个二三线城市的乐团,一视同仁。


澎湃新闻:你以前会不会常来上交听排练,对余隆的指挥有什么印象?


孙一凡:大学时代基本每周都会来。我听过很多次余隆老师排练。余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他的排练效率非常高,没有一句废话,所有问题都是一针见血,能够立刻让乐队产生音响上的改变。

每个指挥都有不同的排练风格,有些指挥喜欢用形容词去讲故事、描述画面,余老师是一位实干家,他所有的指示都是直接针对演奏本身的,他会直接告诉乐队,这个地方用多少弓子,用什么样的弓速,用多少弓毛,非常具象。

对于这样一位前辈、大师,一开始肯定会有敬畏和距离感,接触以后,发现他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,对年轻人很呵护。


“人与人可以快速建立信任关系”


澎湃新闻:你原本在上音学钢琴,后来怎么会转到指挥系?


孙一凡:我学琴很晚,六岁半,纯粹是自己往坑里跳,爸妈并不强迫。11岁考入上音附小。

转折点是在高三。我正准备出国学钢琴,一个指挥系朋友介绍我旁听了张国勇老师在上音本科开的指挥课,一时无法自拔。旁听了一学期,我觉得指挥太有意思了,乐队声音的丰富性是独奏乐器没办法比的,我主动找到张老师,希望进到他的班里。

钢琴我也没有放弃。毕竟钢琴是我学的第一件乐器,已经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,所以在本科阶段我还兼修了钢琴。


澎湃新闻:从钢琴跨到指挥,完全不同的两个专业,难度大吗?


孙一凡:状态的切换是最困难的。钢琴是一件独白的乐器,我只需要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,把自己处理好,别人会主动走进来听。指挥呢,你的想法、你的处理意见,你要传达给别人,你要说服别人。我的性格会因此有很大的变化。

二者之间的帮助是互相的。当你实际操作一件乐器时,你对音乐的体验是特别细腻的。指挥更有逻辑性、结构性,这种宏观的体会带到独奏里会非常不一样。

孙一凡和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在排练

澎湃新闻:要想当一个好指挥,需要具备哪些要素呢?


孙一凡:首先,硬件上面肯定是一双好耳朵,对音色、音准的细微体验。另外,指挥一般都会掌握一门乐器,甚至非常熟练。此外,指挥的逻辑思维也非常重要,独奏时我们可能会有很多感性的处理,或者有什么体会不一定说得清楚,但是指挥的一切都要落实到具体的操作上,是感性和理性的高度结合。

指挥还是一个跟人打交道的职业,你的交往能力、你的情商也很重要。


澎湃新闻:说到和人交往,乐团那么多人,你会不会社恐,尤其是第一次合作时?


孙一凡:一开始肯定会有。大一时,我第一次指挥乐队,还是职业乐团——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,20分钟下来,我说了什么自己完全不记得,不太敢正眼盯着某个声部去看。后来逐渐发现,这种防备是自己给自己设下的,其实人与人之间可以非常简单和快速地建立一种互相信任的关系。


澎湃新闻:你先后跟随过指挥家张国勇、林大叶,两位老师对你有怎样的影响?


孙一凡:他们的风格不一样,同时也是师承关系,林老师是张老师的学生,所以并不矛盾,一脉相承。我从张老师那里学习到的最大一点,是他对音乐结构的把握,他的每一个处理都非常有逻辑性,能够说服所有人。林老师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,给我讲了不少关于德国乐团、德国声音方面的知识。

指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

澎湃新闻:2019年,你去了德国柏林汉斯埃斯勒音乐学院留学,对比下来和国内教育有什么不一样?


孙一凡:国内的教育更加系统和严格。我跟德国教授上专业课,没有钢琴伴奏,我们就对着总谱,有时候空手挥一挥,有时候教授会唱一唱,更多的时候我们在聊谱子,教授也不会规定一定要怎么样,建议或启发更多。


“我会避免用命令口吻要求对方”


澎湃新闻:很多年轻指挥家最愁没乐团,你似乎没有这样的苦恼。2020年,你开始频繁指挥国内一线乐团,原因是?


孙一凡:2019年,我得了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国际青年指挥比赛冠军,得完奖就去了德国上学。2020年,因为疫情,学校停课,我飞回来了。也是因为疫情,很多国外艺术家进不来,给了年轻人一些机会。余隆老师一直力推年轻人,找到我,给了我很多关注和帮助。


澎湃新闻:2022年3月,你又成了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助理指挥。怎么才能让他们信服你,愿意把乐团交给你?


孙一凡:能够获得这些机会,我很幸运。有能力的人很多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和平台,我非常珍惜。

关于信任,首先你对每个人的尊敬是必不可少的,其次我的排练风格,我会不断去调整和优化,一个年轻指挥怎么去说服乐队,有时候可能会和一个成熟指挥家有一些微妙的差别。比如称呼,在我跟乐手有很大的年龄差距时,我会称呼对方老师,我会避免用一种命令式的口吻去要求对方应该怎么样,更多的是商量,我们是合作伙伴,我们是一起在创造音乐。


澎湃新闻:在很多人的印象里,指挥是一种“强权”的代表。


孙一凡:现在国际上指挥的工作趋势是,越来越向民主和平等的方向发展。黄金时代那些老派的指挥家,很多是“爸爸式”或“老板式”的,大家都看过托斯卡尼尼骂贝斯手的视频,堪称典型,现在不复存在了。

指挥柏林音乐厅管弦乐团

变化的原因之一是,乐团的水平在不断提高,很多乐手是非常优秀的独奏家或室内乐演奏家。每个人都有独立的音乐想法,如果只是把对方当做一件乐器,非常不礼貌,应该有更多的沟通、交流,尊重他们的想法。


澎湃新闻:你在指挥之路上有什么偶像吗,希望朝着他的方向前进的那种。


孙一凡:偶像有在变化。刚开始总归都是卡拉扬,他像一个标杆。后来经过不断学习,真正崇拜的还是阿巴多,他和乐队的关系是我最向往的一种关系。他把交响乐真正带上了室内乐化的进程,听他的乐队,你会觉得每一个声部都在呼吸,乐手发出非常统一的声音,同时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个性和想法,每一个细胞都是鲜活的。


澎湃新闻:你还很年轻,你觉得自己的优势是什么?


孙一凡:年轻本身不是个优势,只是可能会获得更多关注。我现在更多在思考,当我不再年轻,去掉了年轻的标签,还剩什么?最后还是看音乐本身,你的排练功底能给听众带来什么样的听觉上的印象。

在作品上,现在的我还处于广泛涉猎的阶段。我最喜欢的作曲家包括勃拉姆斯、马勒,从小特别钟爱舒伯特。当我有足够的经验、足够的理解以后,我会更深入地去研究他们。


澎湃新闻:除了音乐天赋,指挥家也需要博采众长,需要深厚的修养和积累,你平时都是怎么丰富自己,听说特别爱看书?


孙一凡:我看的书比较杂。指挥要接触各种专业、各种人,阅读面要铺开,有了广度,你才能有选择地进行更有深度的提升。我早期爱看经典名著,文学方面,后来科学、天文、历史甚至侦探也看。我是因为感兴趣看书,功利的话坚持不久的。我也会看和音乐、和指挥有关的书,其他时间就看自己喜欢的。